易多投资暗夜里的一缕微光

本文转自：文汇报

暗夜里的一缕微光

——读孙颙长篇小说《两间》有感

胡斌

近日读了作家孙颙的长篇小说新作《两间》，掩卷之余，心绪难平。历史的风云激荡，与个体命运的沉浮抉择，久久萦绕于心。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沉沉暗夜中，中国向何处去？士人又当何为？这部小说，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切回应，它以1898至1900年间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为画卷，将艺术的探灯投向这片暗影，让当代的人们有如身临其境，去观照那段历史河流中枝枝叶叶的飘荡沉浮，聚焦于那些在绝望中点燃思想火炬的先行者们，他们的坚守和担当，正是那暗夜里最可贵的一缕微光。

故事的时间线介于戊戌变法失败至庚子事变之间，讲述了曾追随谭嗣同的秀才徐方白，原想与六君子一同以血荐轩辕，经侠士胡七爷劝说并在其帮助下逃离京城，后又得张元济惺惺相惜在上海立足。按部就班的生活没过多久，又迎来了不速之客——经胡七爷介绍逃难而来的一对山东兄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变故。

故事的历史背景建立在康梁维新变革未能成功，中国的命运何去何从的重要当口。清廷腐朽没落极端保守，西方殖民者抢滩占地逐利扩张，开明官僚既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又存有很重的私心，老百姓民不聊生盼望光明，茫茫神州大地，谁主沉浮？彼时彼刻，有识之士纷纷寻找中国的未来出路，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维新派外，以孙文为代表的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目标的革命派也开始站上了政治的舞台。在这期间，具有朴素爱国情怀的义和团在清廷的剿抚并用下由最初的反清灭洋转为扶清灭洋，成为清廷与帝国主义势力周旋的工具。而上海滩，作为租界遍布清廷控制较弱的地区，成为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码头。

文中，作者着重刻画了以徐方白、张元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先觉的人，胸怀变法图强的政治抱负，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他们又是高瞻远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随着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加深，渐渐放弃了依靠有为皇帝和开明官僚来革故鼎新的幻想，在迷茫中探索，在黑暗中寻找亮光。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影响，在革命洪流没有真正到来之前，一个通过加盟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更多有知识有力量的好书来开启民智；一个选择用手中的笔为刀为剑，来还原真相唤醒民众，各自找到实现报国之志的道路。

作者对普通人怀有很深的敬意和同情。对与义和团有牵涉的胡家兄妹——三郎和九妹不吝笔墨，写出了他们豪侠仗义疾恶如仇，也写出了他们朴素的家国情怀。受学识和视野所限，他们不明白前一天还主动安抚接纳义和团的清政府，为什么隔天就能大开杀戒，九妹的丈夫因此重伤而亡，他们也逃难至上海。若不是因为九妹已有身孕，要保住这点骨肉，他们宁愿在复仇拼杀中牺牲。他们恨外来的殖民者，也恨对洋人妥协屈就的清政府官员，一有机会，他们毫不犹豫以身犯险开展刺杀活动。他们有情有义，知恩图报，三郎和九妹对徐方白的收留帮助十分感激，并为掩人耳目，让徐方白和九妹假结婚而内心难安。他们一方面尽心照顾徐方白的饮食起居，另一方面尽量不给徐方白添更多的麻烦，哪怕因闯祸需要逃离，也要想方设法给徐方白留下借口和理由。即便在怀疑徐方白有可能是出卖三郎的重要嫌疑人时，九妹也顾念恩情手下留情，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置徐方白于死地，而是给他机会辩白，又在徐方白没有证据难以说清，且顾虑九妹安危准备坦然饮下毒酒时，九妹毁掉了酒杯，并给徐方白时间去调查真相。

书中对反派人物的描写也很典型，作者没有直接揭露反派人物的恶劣行径，而是通过与第三人的对话，刻画出其丑恶的真面目。账房林先生是个十足的小人，他是李鸿章安排在上海招商局公司的一个密探，曾接受徐方白的委托安排三郎在码头仓库做工。但在三郎夜探洋人码头失败后，林先生主动向官府暗示三郎有作案嫌疑，后来证实也是他主动向刘师爷告密，致使逃跑途中同伴被杀三郎重伤后下落不明。由此，一个骨子里心术不正的卑鄙小人形象便跃然纸上。书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人为国恨家仇而舍生忘死，坏人为一己私利而算计害人。

这部长篇小说共18万字，没有设置过多的悬念和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采用虚实相间的文学架构，主要人物虚构，背景人物真实，虚构的主要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故事中穿插交互，阅读时在心理和情感认知上，不会产生遥远的历史距离感。

《两间》某种程度上有点像通俗演义小说，具备较强的可读性，人物塑造立体可信，思想认知契合当时的社会状态，故事发展脉络与历史进程细节严丝合缝，作者想要在书中表达的思想观点，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徐方白、张元济等知识分子，有抱负有担当有风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过彷徨，也有过苟安度日，最终在不断探索中寻觅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现实路径。我想作者也有借此书唤醒知识分子良知之意。

（作者系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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